团伙盗窃罪作为盗窃罪的特殊形态，其立案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定的考量维度。我国《刑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罪的入罪门槛作出了明确规定，而团伙盗窃因其社会危害性更大、犯罪组织性更强，在立案追诉时往往体现出更为严格的刑事政策倾向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，盗窃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，构成盗窃罪。对于“数额较大”的标准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设定了弹性区间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情况，在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具体标准。通常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，即可被认定为“数额较大”。当盗窃行为以团伙形式实施时，其立案标准并非简单等同于个人盗窃数额的累加。
团伙盗窃的核心特征在于“团伙”这一组织形式。法律意义上的“团伙”通常指三人以上为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组织，其成员之间存在分工协作。这种组织性使得犯罪更容易得逞，侵害范围更广，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。在立案审查时，司法机关不仅关注盗窃财物的累计数额，更注重审查团伙的组织结构、预谋过程、分工情况以及所造成的综合社会危害。
在具体立案标准上，主要考量以下几点：其一，盗窃数额。虽然对团伙成员的责任认定可能区分主从犯，但团伙整体盗窃的财物总值是衡量犯罪规模的基础。即便单次作案数额未达个人立案标准，但多次作案累计数额达到，或团伙流窜作案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均应立案侦查。其二，犯罪情节。即便盗窃数额刚达“较大”起点，但若团伙具有以破坏性手段盗窃、盗窃救灾抢险等特定款物、教唆未成年人盗窃、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盗窃等情节，社会危害性立即凸显，立案追诉的紧迫性更强。其三，行为特征。团伙实施的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等行为，因其直接威胁公民人身安全或严重侵犯居住安宁，法律将其规定为行为犯，即一旦实施即构成犯罪，原则上不受数额限制，团伙实施此类行为则情节更为严重。
立案标准还涉及刑事责任年龄、行为人主观故意、赃物价值认定等普遍性要件。对于团伙中的组织者、领导者、主要实施者，即便其个人分得赃物数额不大，也需对团伙全部盗窃总额负责。而对于从犯、胁从犯，法律责任认定会有所区分，但这属于立案后量刑阶段的考量，不影响整体案件达到立案标准后的侦查启动。
团伙盗窃罪的立案是一个综合评判过程，其标准紧密围绕“数额”与“情节”双重主线，并因“团伙”这一聚合因素而降低了单一数额的门槛，更侧重于对组织化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。司法机关在审查时，会从涉案总额、作案手段、组织程度、社会影响等多维度进行把握，以准确启动刑事程序，有效维护社会财产秩序与公共安全。
